汪菊潜（1906年12月29日—1975年2月26日），出生于上海市，铁路桥梁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原副部长、总工程师、研究员 。

1926年汪菊潜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1927年被交通部派赴美国留学；1928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担任设计员 ；1930年回国到铁道部工作，并参加并主持建造南京火车轮渡北岸栈桥工程；1934年调到粤汉铁路工程局第四工程总段参加修建株（洲）韶（关）段担任分段长、副工程司；1936年调任铁道部工务司；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云南滇缅铁路工程局、叙昆铁路工程局、四川綦江铁路工程处历任技正、工务课长、正工程司、处副总工程司、副处长等职；1944年至1946年担任中国桥梁公司副总工程师；1946年从美国考察铁路一年回国后仍在中国桥梁公司工作，并担任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司；1949年至1950年担任上海铁路局工务处处长；1950年至1954年担任铁道部工程总局副局长；1954年至1958年担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1957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58年至1959年担任铁道部科学技术会议副主席、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至1975年担任铁道部副部长；1960年主持全国铁路新线建设工作；1975年2月26日逝世于北京，终年69岁 。

汪菊潜先后参与了修复钱塘江大桥，指挥抢洪水修被冲毁的黄河铁路大桥，主持武汉长江大桥，主持新线铁路建设工作，还参与了南京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等的建设 。

中文名：汪菊潜

国籍：中国

出生地：上海市

出生日期：1906年12月29日

逝世日期：1975年2月26日

毕业院校：美国康奈尔大学

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

主要成就：195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祖籍：安徽省休宁县

汪菊潜

1923年，汪菊潜考入上海南洋大学，因立志学土木工程专业，于次年转到交通部唐山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 ，在校期间深得业师罗忠忱教授的钟爱和器重。

1926年7月，汪菊潜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

1927年1月，汪菊潜被交通部派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学习。

1928年，汪菊潜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桥梁公司实习，担任设计员。留美期间，愤慨于中国人遭受洋人歧视，渴望祖国早日富强，决心学成为祖国效力。

1930年6月，年仅23岁的汪菊潜拒绝了美国桥梁公司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到铁道部工作，时值南京火车轮渡北岸栈桥工程进展缓慢，选派他担任南京铁道部工务司技士（至1934年），参加并主持建造南京火车轮渡北岸栈桥工程。

1934年，为了增加实践经验，汪菊潜主动要求调到粤汉铁路工程局第四工程总段参加修建株（洲）韶（关）段，任分段长，副工程司（至1936年）。

1936年，汪菊潜调任铁道部工务司，先后担任设计科技正、交通部路政司工务科技正兼科长（至1938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汪菊潜在敌机轰炸沪宁铁路时，多次冒生命危险抢修桥梁。日军侵占南京，随部迁至汉口，后在云南滇缅铁路工程局、叙昆铁路工程局、四川綦江铁路工程处历任技正、工务课长、正工程司、处副总工程司、副处长等职 。

1938年，汪菊潜担任滇缅铁路工程局工务课正工程司兼课长（至1939年）。

1939年，汪菊潜担任叙昆铁路工程局工务课正工程司兼课长（至1942年）。

1942年，汪菊潜担任纂江铁路工程处副总工程司兼副处长（至1944年）。

1944年，汪菊潜在重庆受桥梁专家茅以升聘请，担任中国桥梁公司副总工程师（至1946年）。

1945年，汪菊潜由交通部派赴美国考察铁路一年。

1946年，汪菊潜回国后仍在中国桥梁公司工作，被借到行政院工程计划团工作半年，后担任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司（1949年）。

1949年8月，汪菊潜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工务处处长（至1950年）。

1950年，汪菊潜担任铁道部工程总局副局长（至1954年）。

1954年，汪菊潜被任命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至1958年） 。

1957年，汪菊潜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1958年，汪菊潜被任命为铁道部科学技术会议副主席，铁道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至1959年）。

1959年，汪菊潜担任铁道部副部长（至1975年）。同年，参加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亲自组织审查设计，指定他担任结构组联系人 。

1960年，汪菊潜主持全国铁路新线建设工作。

1975年2月26日，汪菊潜因肝癌医治无效，逝世于北京，终年69岁 。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1930年，汪菊潜回国之初，他被选派前去主持南京火车轮渡北岸栈桥工程工作，他克服了泥质砂土、急流冲击的困扰和外国人的阻挠，加快了施工进度，完成了任务。

1934年，汪菊潜主动要求调到粤汉铁路参加修建株（洲）韶（关）段，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用中英庚款，辅以广韶铁路局拨款修建株韶段。1933年7月，工程正式开工，至1936年6月竣工。这段铁路的建成，其中有汪菊潜的一份功劳。

1936年，汪菊潜调任铁道部工务司技正，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敌机轰炸沪宁铁路时，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桥梁。日军进逼南京，他随部迁至汉口，后在云南滇缅铁路工程局、叙昆铁路工程局、四川綦江铁路工程处历任技正、工务课长、正工程司、处副总工程司、副处长等职，参与了很多条铁路的修筑。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决定修复钱塘江桥，钱塘江桥工程处和茅以升先生委托汪菊潜为经理的中国桥梁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正式修复的设计与施工。正式修复中最困难的问题和建桥时一样，仍然是正桥桥墩和钢梁。对于靠南岸的第二座桥墩，凿去上部墩身，拔除日本人打的临时木桩，在原有沉箱上另筑新墩。修复工作最难进行的是位于江心的第五号及第六号墩。墩壁破坏严重，要在水下建墩，桥上又要维持通车。面对这种困难情况，汪菊潜凭借扎实的功底，经过周密策划与王序森、刘曾达、王同熙、赵燧章等共同创造出一种名曰“套箱法”的修复办法，同时，对大桥进行了上部结构彻底修复的技术设计，采用少数排架顶换修补钢梁的方法，使严重损坏和变形的钢梁恢复原状，保证了修复质量 。

1954年，汪菊潜担任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期间，他与局领导每周都到全桥工地巡视一天，及时了解工程进展并发现问题，第二天召开调度会，及时而准确地处理问题，同时，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他规定每一张设计图纸必须经他过目，出图即使在他出差期间，事后也要补送办公室。对大桥工程的详情和发展，他是中国工程师中了解最全面最深刻的一个人。

1958年，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会同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负责人赵飞克组织召开了三大桥（南京、枝城、芜湖）技术协作会议，最后上报的是大桥局的总体设计方案，该方案由彭敏、赵飞克、汪菊潜、杨廷宝组成的领导小组审查确定，技术上汪菊潜起着重大作用。引桥墩身中是否加设钢筋的问题，在大桥施工中有不同意见，为了结构的需要和保证质量，汪菊潜决定加设钢筋，为大桥的顺利施工解决了争端。三号墩采用的是在覆盖层中深置的管柱加沉井基础，基岩破碎复杂，施工中经多次压浆处理。为确保安全，基建、设计、施工三方持不同意见。汪菊潜亲自组织研究处理，提出抛石防护处理的方法，确保了三号墩的安全。1963年，全国人大代表有人提出对南京长江大桥基础工程质疑议案。国务院批转铁道部办理。部委派汪菊潜主持处理。经研究讨论，汪菊潜与原提案人坦诚交换意见，不仅获得了理解，而且还建立了以后的合作关系。1964年，汪菊潜代表铁道部对南京长江大桥作了全面检查。对各项工作包括引桥、江中基础、上部结构的设计、施工进行审查，提出今后安排意见，协调了监理原则，为大桥顺利完成铺平了道路。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大修加固工程中，设计与施工部门意见不一，有的专家认为钢屋架部分锈蚀不必更换，有的专家认为应当更换，双方争执不下。周总理遂点名由汪菊潜参与设计。他受周总理重托，参加了多次会议，还亲自登上屋架检查锈蚀情况，最后表明自己的态度：“目前，安全没有问题，但房屋要经过好长时间才大修一次，在两次大修中间若遇地震等情况，不一定安全。怀仁堂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开会的所在，一定要保证安全。”因此，他同意更换一方的意见。周总理确认他的意见更具长远眼光和稳妥性，决定更换钢屋架。在专家如林的情况下，他缩小了不同意见的分歧，统一了认识，使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1964年，汪菊潜代表铁道部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固定装置结构的设计审查会议。他在全面了解情况并周密思考后，直截了当地明确表示了意见：结构设计是可靠的。

1965年，黄河禹门口大桥遭遇水害，原拱桥方案的基础及拱脚正在施工中。水利部和陕西、山西两省因为两岸冲刷问题对桥式方案提出异议，认为此桥型涉及40万亩良田的安全问题，并将造成两省水利纠纷。汪菊潜与水利部及两省水利厅领导现场考察了潼关至禹门口河段后，与水利部钱正英部长协商，提出在此以前因建桥产生的问题由铁道部负责全部处理，以后的问题由水利部负责处理。最后经双方商定，取消有阻水问题的原拱桥方案，改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钢桁梁方案，圆满解决了问题。

汪菊潜担任铁道部副部长后，经常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及时做出指示。60年代初，他先后视察成昆、贵昆、湘黔、兰新、青藏等线。根据中国国情，他特别提倡小型机械化施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得到了现场工人和领导的欢迎和支持。他每到现场，就步行进山洞、上桥梁与工人座谈。视察湘黔线时，从贵阳到长沙沿线，汪菊潜看到了许多废弃工程，有的桥墩帽上又接了桥墩。他对这种边设计边施工草率上马的建设方式造成的浪费很有意见，认为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并且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在视察兰新线时，他乘吉普车从乌鲁木齐到国境沿线察看，指出这条铁路是中国到欧洲大陆的主要通道，比经满洲里缩短很多，这段工程不应废弃，不能降低标准，要保证质量。在视察青藏铁路时，距西宁100多公里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关角垭隧道正在施工，遇到瓦斯、出现地质问题。他知道后一定要去看。后来，他一直走到导坑尽头开挖面，详细了解瓦斯、地质情况，在洞口坐下来与领工员、工长、工人开技术座谈会，逐条了解现场提出的措施，认为可行的立即加以肯定。他提出的建议都得到有关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赞同 。

人才培养

汪菊潜爱才育才，知人善任，抗战期间，汪菊潜连任滇缅铁路及叙昆铁路的工务课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一方面团结老工程师程德芬、顾懋勋等做好领导工作，一方面放手使用和指导林同炎、刘恢先、钱令希等青年专家们出色地完成了桥梁、线路的设计任务。他任用林同炎为设计课长、铺轨队长，使林同炎的才干得以施展。在上海桥梁分公司期间，汪菊潜用王序森、刘曾达为左右手，分管内业设计工作，他用王同熙、赵燧章分管上海、杭州地区外业施工，使公司工作井井有条。解放以后，刘曾达、王序森曾先后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代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王同熙曾任九江长江大桥指挥部总工程师，赵燧章曾任郑州黄河大桥工程处总工程师，均有建树 。

在上海桥梁分公司，汪菊潜非常关心职工生活。当时，公司经济困难，他安排集体宿舍，虽面积不大，但每人各住单间，为中青年工程师组织家庭安心工作创造了条件。在生活上雇用勤杂人员供应膳食及洗衣清洁服务。每逢重大节日邀请全体职员及家属共同聚餐，故公司同事相互熟识有如家人。每年，他结合时令及工点组织技术人员携眷外出参观旅游度假，由公司负担部分费用 。

荣誉表彰

汪菊潜先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

家世背景

汪菊潜的祖父是城市贫民，父亲汪显明曾任上海精心中学数学教师，母亲谢靖海毕业于杭州弘道女校，其弟汪菊渊是园林专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人物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汪菊潜受到林同炎（唐山交大1931届）、刘恢先（唐山交大1933届）、钱令希等人倍加爱护培养，并结下深厚友谊 。

健康状况

1960年8月，汪菊潜视察兰新线回京后，医务室查出他得了肝炎，提出必须休息治疗。治病期间他非常自觉，从来不提什么要求，自己到医院遵医嘱拿药，然后坚持带病工作。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继续拼搏了十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病情加重，转成肝癌，组织上为挽救他的生命，从中国国外买药，他听说一针要一百多元，坚决拒绝使用 。

汪菊潜严以律己，生活简朴，不讲排场。出差在外都是与同行的同志们一起住一般招待所。他严格要求子女，住宅电话不准私用，孩子从学校给家打电话，他都严肃批评，他几次出差到西北、西南，没有一次为私事给家里打过电话，他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 。

汪菊潜是新中国桥梁技术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为铁路及桥梁建设、人民大会堂建造、中南海怀仁堂大修加、首颗原子弹爆炸固定装置结构安全、桥梁建设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评）

汪菊潜在主持新线铁路建设工作中，大力提倡机械化和小型机械化相结合的施工方法，做出了显著成就 。（西安交通大学评）

汪菊潜是个个性鲜明的人，他作风正派，胸怀坦荡，不畏艰险，果断进取，精明干练，思路敏捷，决策正确，讲求实效，有突出的组织领导能力，是工程界少有的全才。他为人正直严肃，务实无华，平易近人，融汇了东方和西方在工作上的优良传统 。（西南交通大学评）

“汪菊潜不但在工程方面有巨大贡献，最重要的是有准确的判断力，有精明的眼光，而兼有做人用人的办法。这样特殊的人才，不论在国内国外的工程司中都是非常少有的。” （美籍华裔桥梁专家林同炎评）

汪菊潜在负责修复被严重破坏的钱塘江大桥工作中，应用了结构力学原理，采用套箱加固基础，用少数排架顶换修补钢梁等方法，使严重破坏和变形的钢梁恢复原状，保证了修复质量。1958年，在参加指挥抢修被洪水冲毁的黄河铁路大桥时，改变临时结构，确定强修方案，为大桥提前修复通车做出了贡献。在主持武汉长江大桥全面技术工作时，同苏联专家在解决重大问题时密切合作，使大桥胜利提前建成。在主持新线铁路建设工作中，大力提倡机械化和小型机械化相结合的施工方法，做出了显著成绩 。（中国科学院评）

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功勋汪菊潜铜像

2013年11月，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功勋汪菊潜铜像落成，铜像位于汉阳区汉阳大道38号的中铁大桥局机关广场上 。